首例代孕案件上报最高法院——代孕会合法化吗？杨棣 刑法之魂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上海法院审结的全国首例代孕案件中出现的监护权问题，并强调了“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1 案件回顾

案件当事人李娟患有不孕症。与丈夫林夕复婚后，两人约定通过体外受精和代孕的方式生下孩子。随后，又委托医疗机构将林希的精子与购买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形成受精卵，并非法委托他人代孕。后来，她想要孩子的愿望实现了。但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异卵双胞胎出生三年后，她的丈夫因病去世。从此，孩子就由李娟一人抚养长大。但公公的婆婆不希望她的孙子继续由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抚养。于是，遂提起诉讼，并将儿媳告上法庭。要求把监护人换成公公的婆婆。




法庭判决场景

2法庭判决

法庭通过了两个判决，做出了不同的判决。一审法院认为，不符合李娟与两个孩子建立合法收养关系的要件，且代孕本身不合法，不构成与两个孩子虚构的血缘关系。它裁定孩子们应该由公公的岳母收养。增加。

二审法庭审理后，李娟在庭审中表示，如果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他将凭借自己的能力抚养孩子。他还同意冻结两个孩子继承的全部财产，等孩子年满18岁后交给孩子。李娟还同意允许岳父母探望孩子。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两个孩子是李娟与林夕结婚后，林夕与其他妇女通过代孕所生的孩子。他们是婚姻结束后其中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孩子出生后，一直由李娟抚养长大。因此，形成监护关系的继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应适用第《婚姻法》亲子关系的规定。同时，考虑到孩子最大利益的原则，让李娟获得抚养权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诉讼请求。




听到判决后，李娟抱着法庭工作人员喜极而泣



3 案例分析

1。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确定亲子关系的制度。 《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没有明确定义继子女关系。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可以看出，亲子关系只有三种：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血亲；二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关系。二是按照法定程序形成收养关系；第三种是以同居为基础的继父母与子女关系。因此，除了婚姻这一事实之外，共同生活或抚养孩子的行为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记者暗访了一家代孕机构负责人



2。我国在确定人工授精出生的儿童的法律地位方面并不空白。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就确定了人工授精出生的儿童的法律地位。回复中被认定为孩子父亲的人并非精子提供者，而是孩子母亲的丈夫。本案与当年的指导性案例一样，夫妻俩自愿通过第三方的精子或卵子受孕了孩子。尽管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没有明确人工授精儿童的法律地位，但如果立法没有明确儿童将没有父母，是否意味着？




记者偷拍的代孕价格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迫使法律与时俱进。那么问题来了，代孕是否应该被赋予合法地位呢？如果不合法，孩子的抚养权该如何分配？代理人有资格争夺监护权吗？一系列问题需要权威的法律答案。



代孕已成为印度贫困妇女的重要收入来源。照片中，Mehana 35 岁，已离婚。她计划用代孕赚来的钱为两个女儿提供教育。


代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并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处以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不仅不应合法化，国家有关部门还应继续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确保公众能用上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一些代孕机构设立网站，吸引代孕妈妈


代孕虽应严厉打击，但毒花不一定结毒果。无效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一定无效。因此，应始终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的利益。这应该成为今后案件审理的原则。



非法代孕不仅违背伦理道德，而且危害社会。因此，代孕在我国一直是被禁止的。但仍有少数人受利益驱使而走向犯罪。可能涉及的主要刑事犯罪有：

1。诈骗

不法分子通常通过网络发布代孕信息，吸引渴望孩子的不孕夫妇。以缴纳各种费用为名，如押金、代孕费、怀孕保护费等，不断索要钱财，可能涉嫌诈骗。



由于目前代孕是地下进行的，代孕机构与供需双方签订的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这只是所谓的“君子协定”。因此，一旦发生纠纷，很难获得法律保护。


2。遗弃罪

代孕期间，孩子出生后可能存在身体缺陷或残疾等因素。接受代孕请求的人不想要这个孩子，代孕母亲也无力抚养这个孩子。到最后，孩子无人抚养。那么，代孕母亲和代孕人都可以构成遗弃罪，都是遗弃罪的犯罪主体。






3。拐卖妇女儿童罪

代孕成功后，代孕者和请求者通常会一手索要报酬，一手索要人。这种情况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买卖人的交易。因此，代理人可能犯有诱拐儿童罪。





4。非法行医罪


在网络上联系代母和孩子需要的人后，在非正规场所提供非法医疗服务。参与代孕行为不仅触犯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而且触犯了刑法，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